2019车企CEO“水逆局”:谁是2019年比李斌更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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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不仅是车市的“水逆局”,更是每一家车企的“水逆局”。具体一点,也是每位CEO的“水逆局”。在众多的CEO中,倒霉的绝对不止是李斌,从德系到美系再到日系车企,CEO们的这一年为我们充分展示了何为掌舵人的不易。伯蓝·绍特:为他人作嫁衣

▲伯蓝·绍特

“我相信这一切的工作都不是短暂的,他们并不是只想让我成为一个过渡期的CEO。”

一年前,奥迪集团内部在因“排放门”而经历严重的人事动荡危机之时,奥迪汽车股份公司市场和销售董事伯蓝·绍特临危受命,担任起了奥迪临时CEO一职。

尽管其身份是作为临时CEO到任的,但自2018年6月正式掌权以来,伯蓝·绍特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转正”。不仅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自己极有可能正式继任奥迪集团的CEO一职,更在新官上任后就立刻烧起了“三把火”。

在伯蓝·绍特上任之后,奥迪立刻加速开动起了电动化这艘大船。这位看起来态度温和的德国人在大刀阔斧地为电动化转型开路的决策上毫不手软,一方面宣布投入140亿欧元资金专攻电动化领域,这笔资金占据了奥迪未来五年1/3的计划支出。

另一方面,为了让电动化的资金投入更为顺畅,奥迪也在进行着大量的裁员、缩减成本的工作。不久前,奥迪正式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9500人,其中管理层人员裁员比例将高达10%。绍特认为,奥迪在重复的管理成本上浪费了太多资金,因此必须精简管理手续。

在伯蓝·绍特的努力下,他曾一度离“转正”的梦想非常之近:大众集团CEO迪斯曾公开夸赞他道:“伯蓝·绍特担任临时主席职务的近几个月,工作成果令人信服。他正推动着奥迪团队的文化变革,并积极有效地应对着当前面临的挑战。”

▲马库斯·杜斯曼(Markus Duesmann)

然而,不久之前的一份正式文件还是让这份希望化为了泡影:奥迪官方宣布前宝马集团全球董事马库斯·杜斯曼(Markus Duesmann),将于2020年4月1日起正式出任奥迪汽车股份公司管理董事会主席。

在这个岗位上忙碌一年有余的绍特,终究只能为杜斯曼做了一件嫁衣,这样的结局实在不算十分美满。不过,对于伯蓝·绍特来说,两年的掌舵奥迪经历也未必不是一种宝贵的经历,在经历过亲自推动奥迪这艘大船转型过后的伯蓝·绍特,也不再是此前那个只担任过市场董事的经理人,其未来能否收之桑榆,也未可期。

玛丽·博拉:女子本弱,为CEO则刚

▲玛丽·博拉

作为全球大型汽车集团中唯一的女性掌门者,上天却并没有因为这个身份给予玛丽·博拉开一扇“女性专列”的优待。2019年,通用汽车身陷“水逆局”,玛丽·博拉的麻烦事也是一桩接着一桩,其中最令人头痛的就要数与UAW和克莱斯勒的官司与扯皮了。

2019年10月15日,就在美国前总统投资拍摄的《美国工厂》热度刚刚过去的时候,通用汽车就迎来了比剧中跌宕百倍的新剧情。由于无法承担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所提出的薪资需求,通用汽车与UAW的谈判在数个月的拉锯战之后宣布破裂,直接导致约有4.8万名通用工人参与罢工,其中工会成员有4.6万名。

在经历了31天的鏖战之后,玛丽·博拉最终不得不向广大工人与工会妥协。据统计,此次罢工在通用汽车历史上堪称“50年未有之大变局”,通用汽车损失高达20亿美元,而这场罢工不仅仅波及美国市场,更对通用的整个美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50年一遇的大罢工,无论是哪个CEO遇上都足够头痛。而玛丽·博拉要应对的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拉锯战。这边刚从谈判桌上铩羽而归,接着就要面临与另一家汽车巨头的扯皮官司。11月21日,通用汽车以贿赂UAW官员的敲诈勒索罪名将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告上法庭。

据通用方面的说法,菲亚特·克莱斯勒通过贿赂UAW的高级官员,使其在与通用谈判时故意提高条件,并煽动工人进行罢工,直接导致通用损失数十亿美金。而克莱斯勒对此的回应则是“十分震惊”。可以想见的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玛丽·博拉都要与克莱斯勒展开新的战役。

回头看这位“铁娘子”的2019年,不仅需要应对常规的车市寒冬,还屡屡被纠纷缠身,甚至至今仍处于漩涡注定不能迎来一个轻松美满的结局了。不过,对于玛丽·博拉来说,折腾从来都不是问题。早在去年年底,她就拿出了不惧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的魄力,坚持将部分通用的美国工厂关闭来削减企业成本。也许,在这一番折腾过后,通用汽车也将拨云见日,拼出个更好的结局。

西川广人:常在河边走

▲西川广人

一年半以前,对于西川广人来说,卡洛斯·戈恩是他的良师益友;一年以前,对于西川广人来说,戈恩是需要划清界限的“罪犯”,而在如今,对于西川广人来说,与戈恩之间更多的是“同病相怜”。

2019年9月,在日产汽车横滨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西川广人结束了自己为日产鞠躬尽瘁40年的职业生涯。据媒体报道,这场最终决定了西川去留的董事会议持续了5个小时,而有些无法赶到的海外董事也纷纷通过视频连线参与其中。

▲卡洛斯·戈恩

就在不到一年之前,时任日产汽车董事长的卡洛斯·戈恩在东京于下飞机时被东京特搜队逮捕。数小时后,时任日产汽车CEO西川广人在日产汽车总部召开发布会,除了常规的道歉之外,还当场痛陈卡洛斯·戈恩的数条“罪行”,准备之充分令外界不免猜测:这是一场策划许久的“西川倒戈”。

在戈恩倒台后,2019年成了西川广人的赛末点。在这一年的时间中,他曾用强硬手段抗衡联盟总部压力,并不断为自己的掌权而造势。在戈恩被拘几个月后的董事会议中,他甚至已经被内部提议为日产汽车董事长,距离权力的顶峰仅一步之遥。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尽管初期依靠转移焦点成功避开了外界对西川广人本人的“扒皮”,但作为戈恩十余年来的得力助手,西川广人依旧没能度过财务问题这一关。在清算日产汽车财务问题的过程中,审计人员发现,西川广人等高管在2013年违规通过股票增值权获得了约4700万日元(折合313万人民币)的报酬。尽管西川广人坚称这是由于戈恩的“股票增值权”计划而产生的,但不当收入的丑闻还是击溃了这位65岁的日本人的职业前程。

如今,西川广人虽然没有如戈恩一样锒铛入狱,但辞去CEO一职的他已经变相宣布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命。从这一点来看,西川广人比伯蓝·绍特、玛丽·博拉甚至李斌都更“惨”,足以担当得起2019年“最惨CEO”的冠军。

然而,如果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在整个2019年蔓延的寒冬中,大约没有一位CEO能够笑着说自己“很轻松”,在各有各“惨”的背后,有些人是在背负企业承压转型,有些人则在真正的下坡路上蒙眼狂奔。

愿2020年,CEO们的“惨”都能像玛丽·博拉与李斌,而不是西川广人与贾跃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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